庸置疑的。
以前的孙大先生就是这样的地位,可在王学谦跳到明面上之后。他发现王学谦不停的拉拢知识界,用演讲、写文章等手段,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将他的第一身份抢走。
孙大先生的性格,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动不动就要人表明立场的极端自负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将自己摆在平常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并不是扭曲王学谦的影响力。也不是想着如何诋毁这么一个政坛新人,而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试着沟通,双方合作的可能。
既然这样,就需要派人过去。
当然,最理想的是他亲自从上海去一趟浙江,不过在一切都没有明朗的时候,他是不会启程离开上海的。
原本他是准备派宋子文亲戚跑一趟杭州,可惜,宋大公子对于他这位姐夫已经失望透顶,并没有答应下来。
在他眼里,‘国党’甚至连乌合之众都称不上。
注册人数很多,但大部分都不关心,也从来不参加‘国党’的活动,属于人多势众,但总是在关键时候缺人的尴尬境地,甚至还不如帮派的小混混来的齐心一些。从同盟会算起,常年处于经费紧张的境地,甚至连机关报的办刊费用,都磕磕绊绊,如今已经是难以为继的地步。
不管是《民报》,还是《中华民报》,这些曾经的,或者还在办刊的报纸,都因为阅读人数锐减,而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募捐,形成良性的循环。
而‘国党’的报纸,因为其特殊性,是不能接受广告等收益,几乎没有盈利的空间和可能。
整张报纸都是大幅的长篇空论,让人很难提起劲头来。
如果‘国党’的这套说辞刚出来的前清时候,多少还有点新鲜感,至少能够搏人眼球。可当这套说辞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多个春秋之后,从锐意进取的激励,变成了陈词滥调,就可见‘国党’的机关报有多么难办了吧?
同盟会时期,鼓吹暗杀,戴季陶在《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杀》,说的就是清除民族毒瘤之类的,言辞激烈,观点极端的狭隘。可十多年后,‘国党’的报纸还在用这套说法,给人一种词穷的感受,也不能怪民众不理解革命的意义。
而是‘国党’的革命,已经落入了俗套。
宋子文就是这样认为的,‘国党’是一艘过时的破船,就算曾经是超级豪华邮轮,如今也买不上高价船票了。
孙大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在‘国党’内部物色合适的人选去浙江。
严格的说,‘国党’在上海的临时避难所,不少区域是属于王学谦的地盘。他真要是追究起来,‘国党’只能搬家。所以,孙大先生只能在和王学谦有些往来,双方关系还算尚可的人中选择。原本,他是更加看重汪兆铭的,作为‘后同盟会’时期‘哼哈二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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