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渡这座国内最大的铜矿已经濒临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开拓这一条道路。矿业集团此前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合作对象了，只是一时还没有确定最佳的选择而已。

　　丘马铜矿是罗冶新开拓的客户。这家铜矿的储量虽大，开发却非常滞后，受资金的限制，矿山采用的装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又导致了矿山的利润微薄，从而难以筹措资金更新设备，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这时候，罗冶的业务人员找到了丘马铜矿的董事会，建议他们从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中国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购买先进的大型露天矿设备，扩大产能。丘马铜矿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因此才有了王伟龙的红河渡之行。

　　各方的谈判细节自不必细说，红河渡矿业集团从国家投资银行申请到了一笔大额贷款，用以购买丘马铜矿的35%股权。国家在发放这笔贷款时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贷款中的70%必须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矿山装备，余下30%才能用于矿山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购买那些中国企业无法制造的装备。

　　这个贷款条件，对于丘马铜矿方面来说，并不觉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业从西方国家获得投资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同类条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经济高速发展，兴建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包括投资高达170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等，其中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西方银行财团。这些西方银行财团向南美国家投资建设资金时，往往都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从西方企业采购设备。结果，从西方银行拿到的钱，转个手又回到了西方企业的手里，并未给南美本地的制造企业创造出机会。

　　借钱搞建设，却未能培育出本土的制造企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于是，一场金融风暴便呼啸而来，席卷了所有的南美国家，并让“拉美化”这个词成为对一个经济体的最恶毒的诅咒。

　　“我们没有陷入这个诅咒。”

　　站在丘马铜矿的采矿场旁边，望着面前深深的矿坑，王伟龙自豪地说道。

　　购买丘马铜矿股权的资金，大部分都返回中国国内，用于购买中国企业制造的装备，而罗冶就是这些装备的制造商之一。罗冶早年引进美国海菲公司的技术，制造150吨电动轮自卸车。这些年，罗冶消化吸收了引进技术，先后开发出180吨、220吨和300吨的各种自卸车车型，技术上也早已实现了完全的自主。现在罗冶销售一辆自卸车，可以换回几千吨铜金属，真正是一本万利了。

　　“站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小冯跟我说的话。”邹秉政也是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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